中国能源安全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2020-11-20 16:11    来源:阅江学刊

  摘要: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从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成为当前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能源安全面临诸多挑战,如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增长,能源结构快速转型困难重重,低碳发展与环境改善任务艰巨,等等。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平台,但是,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对外能源融资集中于化石能源部门,环境舆论压力不断增大。中国要大力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各国共同坚持绿色发展的价值追求,加强顶层设计,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双赢,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保障能源安全有机结合起来。

 

原文目录

 

  一、引言

  二、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三、中国“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现状及问题

  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对气候变化与保障能源安全的有机结合

  五、结语

 

  一、引  言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及其实施细则的基本形成标志着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治理方式上基本达成共识,低碳经济成为全球性潮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对能源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是各国直面和适应低碳潮流的必然选择。

  能源结构调整将对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且对煤炭等化石能源依赖度较高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宏观大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对内加快经济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对外持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

  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特点,通过与沿线国家开展能源合作,保障能源安全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大背景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趋势中,能源安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就国内而言,中国能源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在国际层面,能源合作存在种种问题。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摆脱能源困境时必须直面诸多现实问题。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既要保障和增进中国的能源安全,又要促进沿线国家可持续地利用能源,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

 

  二、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能源安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从传统意义上讲,能源安全是指行为体尤其是国家以可支付的价格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强调能源(主要是传统的化石能源)在物质上的可获得性。对中国而言,能源安全主要是指石油供应(进口)得到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供应安全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能源安全逐渐向综合能源安全(Comprehensive Energy Security)方向发展,能源安全被赋予了过去很多不被重视的内容。

  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和大气环境质量的下降,人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逐渐形成共识,能源安全逐渐增加了环境保护的向度,能源供应、能源结构(清洁能源比重)和环境质量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三个基本要素。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从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成功转型成为当前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

  因此,本文所强调的能源安全至少包含三个向度:第一,当前和未来能源供给的可获得性;第二,能源结构迅速转型(新能源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使用以及能源结构的低碳化等);第三,环境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推动经济社会低碳化发展,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根据这三个向度,结合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处的现实阶段,总结和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挑战意义重大。

 

  (一)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严重影响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全球正在经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持续变暖的过程。在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和影响评估领域,最为权威的机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 IPCC)。迄今为止,IPCC已经发布了五次评估报告。

  2014年,IPCC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以更加翔实的数据得出更加肯定的论断。报告指出,自18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海陆平均温度升高了0.85℃,并且呈现线性上升态势。2003—2012年,全球平均温度比1850—1900年间平均温度升高0.78℃ 。

  温度上升,冰川消融速度加快。1979—2012 年,每10年北极圈冰面减少3.5%~4.1 %;在过去20年中,冰雪消融导致海平面上升,1901—2010年,全球海平面升高了0.19米。科学家预测,到2100年,温室气体浓度将增加到 1000ppm,全球气温升高 3.5~ 6.5℃ ,海平面上升15~95厘米。

  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观点基本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众所周知,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的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使用化石能源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部二氧化碳排放的三分之二。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从源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核心的举措就是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寻找新型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排放的高碳经济。

  当前,传统高碳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向低碳经济转型成为全球性潮流,无论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势在必行。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目标,为世界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限制高碳化石燃料的使用,促进低碳清洁能源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当前的能源结构中,依靠现有的技术条件,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势必影响经济发展,能源结构调整困难重重,甚至影响国家能源安全,从而促使地缘政治演变的驱动力发生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现实以及日益加剧的多重影响表明,人类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对环境的关注能够影响国际制度和规范,已经成为一种必须考虑的制约性因素。随着这种约束和限制的强化,选择低碳发展方式,加强低碳转型的能力和效果是当前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中的形象和地位。

  全球气候治理正在重塑当前及未来的文明内涵和国际秩序。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依托和发展途径,调整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将成为世界各国在当前和未来的核心竞争领域之一。在此背景下,一个国家能源结构的现状以及由此决定的能源转型的基础条件不仅是该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也将成为影响该国能源安全、实现能源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二)新形势下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1.能源供给压力巨大

  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化石燃料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化石燃料进口国。

  2011年,中国赶超日本成为最大的煤炭进口国。2013年,中国煤炭进口量超过3亿吨,成为有史以来单年煤炭进口量最大的国家。

  2000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约为140万桶/天,比美国当年的进口量低15%。2016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日均需求量为1150万桶,而日均产量仅有400万桶。预测显示,到2040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将增长到1130万桶/天,是美国进口量的两倍。

  一般而言,能源进口量越大,对外依存度越高,自主供给能力越弱,安全风险越高。就石油而言,201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 74.43%。随着需求量的上升,204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从70%攀升到80%以上。

  在全球气候变化约束趋紧的背景下,中国能源消费持续增长,尤其是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增加,不但加大了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而且提高了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导致国家安全隐患。 

  在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能源进口来源地和运输路线也成为影响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相比煤炭安全,石油安全更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为了分散风险,中国主动拓展石油进口来源地,开发运输路线。

  截至2016年,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国已有近50个,能源安全的严峻形势有所缓解,但是,我国仍有一半以上的原油来自中东地区。在石油进口国既定的情况下,石油运输网络是保障石油安全的重要内容,要维护石油运输网络,最现实的办法就是路径多元化。

  中国原油输送通道主要有海上和陆上两种。海上原油运输通道主要有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通道(中东、非洲),太平洋通道(北美、南美)等;陆上原油输送通道主要有中哈、中俄和中缅等跨国原油管道。目前,每天有100万桶以上的原油通过输油管道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缅甸运送到中国,中国石油运输风险大大降低,但是,通过马六甲海峡的石油仍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75%。

  石油进口国和运输路线两方面的多元化努力降低了中国对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石油的依赖,但挑战依然严峻。

  2.迅速转型困难重重 

  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多煤、少油、贫气”是中国能源结构的重要特征。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464000万吨标准煤,煤炭、石油、天然气及清洁能源的消费总量分别为273760万、87696万、36192万和66352万吨标准煤,分别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9.0%、18.9%、7.8%和14.3%。

  与2000年相比,煤炭下降了9.5%,石油下降3.1%,清洁能源上升了7.0%,煤炭和石油合计下降了约12.6%。近些年,中国能源结构不断调整,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有所下降,清洁能源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但总体而言,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017年,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中国特别报告》指出,煤炭在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35%)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5%),石油所占比重(26%)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40%以上)。

  在中国,工业在能源消费中占据主要地位,大大影响了中国的整体能源支出模式。在发达国家,工业与家庭的能源支出比例为1∶2(家庭能源支出包括住宅和客运车辆)。中国恰好相反,工业与家庭的能源支出比例为3∶1。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中国的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有所下降。但是相比清洁能源,中国的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依然严重偏高。中国能源支出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工业能源支出是家庭能源支出的三倍之多,这种工业化发展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会固化能源结构,能源结构的迅速转型尤其是由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迅速转换存在很大困难。

  3.环境改善任务艰巨

  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增长,能源结构迅速转型困难重重,短时间内,中国碳排放量会继续增长,环境污染问题更加突出。例如,雾霾污染就是中国在高碳能源结构下经济粗放式发展的后果之一。

  当前,全球出现低碳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的以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的物质安全和获取能力为核心的能源安全思维已经不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能源消费(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正如杜祥琬院士指出:“中国的能源安全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中国的能源环境安全观,需要把能源的环境安全提到战略高度。”

  可见,中国能源安全必须适应当前气候变化的宏观背景。一方面,中国要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充足的能源,保障输送渠道畅通,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降低单位能耗和碳排放量,积极改善环境质量,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绝不能让生态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阿喀琉斯之踵”。

 

  三、中国“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现状及问题

 

  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和调整能源结构相互叠加,已经形成全球性潮流。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必须较好地契合这一潮流,否则不仅会影响中国能源结构的顺利转型,危害能源安全,也会阻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利于中国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这一框架下的国际能源合作是国际社会观察和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能源安全的重要窗口。

 

  (一)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

 

  根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2017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商品中,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和矿物蜡(报告中,这一类商品编码为HS27,下文简称为HS27)占据较大比重(23.6%),进口额为1573.3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34.1%。其中,石油原油及自沥青矿物提取的原油进口额比重最大,占矿物燃料类商品进口总额的64.8%。

  从进口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2017年,中国自西亚沿线国家进口商品主要集中于HS27,进口额为826.5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29.1%,占中国自西亚沿线国家进口总额的72%;自中亚沿线国家进口商品集中于HS27,达83.6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7%,占中国自中亚沿线国家进口总额的57.5%;自东欧沿线国家进口HS27商品为273.1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43.4%,占中国从东欧沿线国家进口总额的43.7%。

  可见,中国从西亚、中亚、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商品中,能源尤其是矿物燃料类商品(化石能源)占很大比重。

 

  (二)中国对外能源融资主要集中于化石能源部门 

 

  中国对外能源融资绝大部分流向了化石燃料开采、煤电厂、大型水电站等项目,中国政策性银行能源融资面临重大的气候变化风险和社会风险。

  2007—2015年,中国通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为煤炭发电提供的国际融资总额为390亿美元,几乎等于七国集团所有国家在同一时期的煤炭公共融资总和。

  2018年,中国政策性银行向海外提供了86亿美元的能源部门融资,使中国政策性银行自2000年以来的海外能源贷款总额达到2442亿美元,其中石油占37.02%,煤炭占21.29%,天然气占15.72%,水电占15.68%,太阳能占1.57%,风能占0.38%。

  在中国能源融资中,占比最高的是发电项目,约占总量的80%,其中,66%是煤炭项目,27%是水电项目。与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世界多边银行相比,中国为可再生能源提供的融资占比最低。平均来看,多边开发银行将能源投资组合的88%投向可再生能源, 而中国的这一比例只有28%。

  尽管所有化石能源燃烧都会产生二氧化碳,但是煤炭的碳强度最高。煤炭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大来源,例如,2016年,燃烧煤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44%。2018年,IPCC明确指出,以工业革命前的全球平均气温为基准,为了使全球温度升高幅度低于1.5%,各国应停止煤炭投资,到2030至2050年停止使用煤炭发电。在此背景之下,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已承诺退出煤炭发电融资。

  这些事实和数据表明,能源合作(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能源合作对中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有助于缓解能源困境,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现有的国际能源合作大部分集中于传统化石能源领域,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也不利于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中国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

 

  (三)中国国际能源合作的环境舆论压力不断增大

 

  鉴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社会就存在一些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有些人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不利影响,加剧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脆弱性和敏感性。

  2001—2016年,中国金融机构在国外投资的燃煤发电厂大多数(58%)采用了亚临界燃煤技术(Sub-critical Coal Technology),这是目前能源转化效率最高的燃煤发电技术,碳密集程度也是最高的。据估计,这些燃煤发电厂每年将排放近6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015年美国总排放量的 11%,或2014年中国总排放量的6%。

  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资金的海外燃煤发电厂加起来将成为全球第八大二氧化碳排放源,每年的排放量超过加拿大、巴西、沙特阿拉伯和英国的排放量。如果假定这些发电厂的寿命为30年,将累计排放178.28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015年美国排放量的3倍还多,是2014年中国排放量的1.5倍,或略超过美国和中国一年排放量之和。

  当然,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还包括大量清洁能源项目,即使燃煤发电厂,有的也采取了更清洁的技术,如在埃及建立的一家燃煤发电厂就使用了超超临界(Ultra-supercritical)燃煤发电技术。

  上述碳排放量是基于现有技术的评估结果,如果在不久的将来,碳捕获和封存技术或其他技术有了重大突破,上述碳排放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但是,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这些燃煤发电项目将增加碳排放,可能加剧气候风险,对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否则,不但无法解决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反而会因为应对气候变化不力而最终损害中国的长远利益。

  例如,中国在缅甸伊洛瓦底江的密松水电站,在非洲、俄罗斯的许多采矿和水电项目,都因为可能影响当地生态环境而受到居民的强烈抵制,被迫延期甚至叫停,给投资者、开发企业和东道国造成了非常大的人力、物力和财产损失。

 

  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对气候变化与保障能源安全的有机结合

 

  (一)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涵及价值意蕴 

  一直以来,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早在2013年,环境保护部及其下属机构就开始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技术支持。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文件指出,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煤炭、油气、可再生能源等领域进行合作时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毫无疑问,该文件表明,减排和能源合作可以同时存在,关键是合理、科学的制度构建和安排。

  2017年4月,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详细说明和规定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要求、任务及组织保障,强调要全面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绿色化进程。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明确提出了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倡议,会议联合公报特别将应对气候变化列入“一带一路”的合作目标。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致辞中多次提到绿色发展,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把绿色作为底色”。

  综合来看,绿色“一带一路”是引导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经济与能源合作的理念与规范,不仅是实践行为,更是价值追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具体的合作中应贯彻执行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努力将绿色发展作为共同的价值目标。当前,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不仅是内在要求,也是全球性生态环境观照的本质体现。为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努力处理好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低碳转型发展的关系,力求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保证能源安全的双赢。

 

  (二)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路径

 

  1.坚持绿色的价值追求

  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把绿色“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价值追求,推动绿色发展,降低沿线国家的生态脆弱性和敏感性。

  中国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一带一路”建设的始终,努力与沿线国家实现理念相容、价值共享。理念相容与价值共享是形成更紧密国际合作关系的强大黏合剂,顺应全球发展潮流的绿色发展理念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有助于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此,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加强对绿色价值观的塑造,在与其他国家合作的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的价值追求。

  在塑造绿色价值观的同时,中国要努力将绿色理念落实到国际合作的具体实践中。中国要与沿线国家分享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和绿色经济发展经验,推动沿线国家发展绿色制造业和绿色服务业,引导资金向环境友好型产业流动,共建绿色产业体系。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可以进一步降低这些国家的生态脆弱性和敏感性,从而推动地区性能源转型,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2.加强绿色的顶层设计

  中国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同时,努力提升传统能源合作的绿色化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将继续上升,因此,保障能源的可获得性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

  由于中国能源尤其是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高,拓展石油进口的来源地和丰富运输通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首先,完善顶层设计,将石油安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与更多行为主体搭建石油合作框架,扩大合作空间,构建石油进口的多元立体格局。其次,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能源大通道建设,构建石油进口立体空间格局,海运、铁路、公路以及管道等多途径、多渠道并举。加快建设六大经济走廊,完善与石油供应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掌握石油运输的主动权。与北极治理有关各方积极合作,深化“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利用北极航道的东北航线和西北航线开辟中国石油进口和运输的新航线。

  当然,中国在扩大自身能源进口渠道和输送通道的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绿色低碳标准,与相关国家的电力部门合作,努力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项目建设中,提高经济走廊与能源通道的绿色化水平。

  3.调整优化能源结构

  中国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合作,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努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也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中国对高碳能源的依赖度非常高,要想转向低碳经济,必须继续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过去10年,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大投资国。2017年,中国的天然气增量位列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增量位列世界第二。虽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但与庞大的人口和能源消费量相比,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依然偏低。在可再生能源开发、能源存储、能源效率以及最终的市场化等方面,中国亟需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

  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6年,德国的《2050年气候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在最终总体能源消费中要达到30%;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最终总体能源消费中要达到60%,可再生能源电力在最终电力总体消费中至少要占80%。

  除了德国,北欧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也具有很强的技术优势,经验丰富。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推动能源结构转型,逐步提升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的比重,减少化石能源使用量,加强能源安全保障,努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4.促进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的双赢

  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顺应全球低碳转型潮流,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清洁能源发展、保障能源安全都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具有很强的关联度和相关性。

  当前,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资源约束日益增强,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找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提高环境质量的平衡路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平台。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沿线国家禀赋互补、产业互联,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平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宗旨和目标存在很强的兼容性,融合程度非常高。中国已经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致力于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关联与耦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既承担着艰巨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又面临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安全挑战。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塑造共同的绿色价值观,提供资金和技术,积极助推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念相通,目标一致,既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又能够助推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

 

  五、结  语

 

  《巴黎协定》确立了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目标,国际社会走向低碳或零碳经济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潮流。国际能源安全的内涵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容,能源供应、能源结构(清洁能源所占比重)和环境质量成为衡量一国能源安全的三个基本向度。

  在此背景下,中国能源安全面临诸多挑战,如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增长,能源结构转型难以迅速实现,经济社会低碳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等任务异常艰巨。开展能源合作,维护能源安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当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多集中于传统的化石能源领域,在全球积极推动低碳发展的潮流中,中国面临非常大的国际环境舆论压力。

  中国必须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抓住机遇,将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努力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绿色发展之路和气候友好之路,在巩固中国能源安全的同时,为建设一个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